艰难探索 砥砺前行(1949-1977)

　　1949年11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接收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50年6月更名成立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对社会研究所的定位是，“以现有经济问题和经济史为研究范围；现有经济问题以国民所得、工资、计划经济制度为研究重心”。当年，社会所即按中国科学院要求，选派了11位研究人员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到1950年12月学成结业。
　　1950年，社会研究所在北京设立工作站，地址在地安门东吉祥胡同。1952年，全所搬到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城区南湾子胡同甲13号。1953年，社会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任代所长；1954年，狄超白任代所长，所址迁至中关村。

（1949年5月17日，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管会文教会向中央研究院宣布接管，图为军管会与中研院留守人员合影，前排右二为杨仲玉、后排右三为金炳福。图片来源：杨仲玉藏图片）

（1958年，经济所工作人员在中关村办公楼前排练大合唱（前排左一男：朱宗炎；前排左二戴眼镜女：吴文美；前排左三：刘国贤；前排左四：刘惠馨；刘国贤右后着格子衬衫者：汪熙曾；汪熙曾右半脸者：吴惠琮；后排左二：狄超白；后排左五：巫宝三；巫宝三左前白发者：李番；后排右二：裴俊生；后排右三：汪敬虞；后排右四：杜培荣；后排右一：桂世镛。）。图片来源：经济所科研处藏照片）

   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正在全面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锣密鼓地进行，有一大批现实经济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相应地，经济学家也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经济学园地，发表文章，讨论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在经济所代所长狄超白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推动下，由经济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份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经济研究》于1955年创刊。从那以后，《经济研究》对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范式、研究风格和主攻方向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发表平台。
   1957年，孙冶方任经济所代所长。同年，骆耕漠、杨坚白、陆斐文、江冬等优秀学者也相继调到经济所工作。孙冶方上任不久，即上书李富春副总理，并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明确经济所归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进而明确了经济所的方针任务：“要系统地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各种重要经济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经济研究所应成为国家经济领导机关有力的助手，并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随之，经济所从中关村迁往三里河经委大楼办公。

（1957年11月17日，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关于经济所归属科学院和经委计委双重领导的文件。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1958年，经济所人在经委大楼前合影。图片来源：杨仲玉藏照片）

　　为将办所方针落到实处，孙冶方领导经济所做了三件事：重启“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组建昌黎工作组，以及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
　　第二次“无、保”调查于1958年启动并完成。为了进行对比，这次调查仍在第一次调查的村庄进行。此次调查形成了对无锡、保定两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数据的链条，为经济所和我国学术界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成为日后展开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在孙冶方指导下，经济所研究人员撰写了《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29-1957年)》；河北省统计局编写了《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1957年)》。报告深入分析了解放前后三十余年间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人口和劳动力状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弥补了第一次无锡、保定调查报告遗失的缺憾。改革开放以后的1986年，经济所与其他学术机构合作，开展了第三次“无、保”调查。1998年，经济所又组织开展了第四次“无、保”调查。四次大规模的调查，积累了长达70多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时点的详细资料，为我们观察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做出了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孙冶方在给中央的请示中提出，为探索社会科学为现实经济服务的道路，经济研究所要在农业合作社、工厂、商店中选择一些固定的点，研究人员要轮流下去蹲点搞调查研究。1958年10月10日，经济所开始进行试验，组织了第一个工作组，先到河北丰润县，后转到昌黎县。这个工作组被所内看作是经济研究工作的“试验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希望工作组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气象站”。该工作组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1959年初，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完成了第一个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四大问题，之后不久完成了第二个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深刻揭示了农村办食堂存在的严重问题，对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0年，经济所部分干部在河北昌黎锻炼合影。图片来源：徐义生、黄湘君藏照片）

　　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是经济所发起和组织的第一次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因此，也被称为第一次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纠偏的形势下召开的。讨论会由薛暮桥、于光远和孙冶方发起，于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一是关于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二是人民公社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及其与自给性生产的关系。三是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中，商品生产是否只剩下一个形式？四是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性质，争论的中心是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有调节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否又有“积极”、“消极”之分？
　　在会议召开前后，《经济研究》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特辑》，共发表30多篇文章，其中有多篇涉及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的讨论主题。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已十分激烈。孙冶方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顾准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主张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
　　此次会议参与面广，影响力大。当时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实际工作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均从实际出发，强调学术对话。会议结束后，孙冶方、骆耕漠、于光远等就价值论、商品和价值以及商品生产继续展开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带来的严重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反思。孙冶方领导的经济所，力图在理论上系统全面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这一时期，孙冶方、于光远和薛暮桥确定了要着重研究和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三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研究“大跃进”中“以钢为纲”政策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关于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主要是针对“大跃进”时期不计工本，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提出必须严格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包括投资效果，减少浪费和损失。孙冶方对严格经济核算最感兴趣，提出不仅要重视劳动消耗的核算，还应注重资金占用的核算，并引发了关于利润问题的讨论。
　　这些讨论的组织形式是，先在经济所内部讨论，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党内经济学家参加；然后再由经济所和《经济研究》出面，请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参加。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经济效果三大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抓到了“大跃进”错误的要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通过上述讨论和实地调研，孙冶方对大办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小高炉、大办食堂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与此同时，孙冶方提出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1959年12月，中央理论小组要求经济所拿出一部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月，刘少奇邀请孙冶方和部分经济学家到家中座谈，听取他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孙冶方就若干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得刘少奇的重视。随后，孙冶方把《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作为全所工作的中心，组织了编写小组，所内的主要业务骨干大都参加了书稿写作或讨论。1961年，孙冶方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会议结束后，在孙冶方的主持下，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初步设想》。这是《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大纲。

（1961年3月1日－5月12日，经济所在香山举行《社会主义经济论》讨论会。前排从左至右：孙冶方、张闻天、杨坚白、冯秉珊、骆耕漠；后排从左至右：何建章、赵效民、王绍飞、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桂世镛、项启源、李琮、田光、江冬、黄道南。图片来源：《张闻天：画册》）

　　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成就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经济所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围内的短暂繁荣。这也是解放后经济所和中国经济学研究历史上的第一个小阳春。
　　除了《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大纲之外，我国第一部研究工业企业管理的理论著作《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也于1964年出版。此外，杨坚白、刘国光、董辅礽等人对社会再生产、国民收入和综合平衡的研究，也代表着经济所和中国经济学界的水平。刘国光和董辅礽还被日本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经济增长学派的代表人物。
　　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国内其他行业经历的情形类似，经济所的科研工作陷入停顿。1969-1972年，经济所迁往河南信阳息县东岳、平桥区明港兴建“五七干校”。返京后，曾暂栖建国门内大街5号。1975年，迁址至阜成门外月坛北小街2号。

（1972年，经济所部分人员在河南明港干校合影留念。左起：沙吉才、王淑文、汪德余、刘必英、唐伦慧 ,右起：张鹤龄、李泽中、刘其昌。图片来源：张鹤龄藏照片）

　　在严酷的环境中，经济所人依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们的理论探索彰显出的风骨令人钦佩。孙冶方在监狱中没有笔和纸的条件下，把《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提纲打了85遍腹稿。又利用写交待材料的机会，写出长文《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经济观点。顾准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拖着病体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一关系中国命运的大问题。严中平利用极为有限的条件翻阅资料，写下《老殖民主义史话选》。